（1）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2）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间整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行分配，这也是普通人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之所在。

（3）一些问题之所以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是因为基础秩序包括基础制度的崩解和失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通过重建基础秩序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财富分配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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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福利减得很快，特权却久削不动。比如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久削不去。

（5）买官卖官何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相当广泛存在？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官职是一种与金钱几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资源；二是官职的获得，或者说干部的任免是封闭性操作的。这里所说的封闭操作，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暗箱操作。

（6）扩大内需政策很少考虑到民众与民众是不同的，他们分属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因此不仅需要经济政策，也需要考虑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政策。

（7）旧体制和新体制，当然可以说有优劣之分，但无论新旧体制，更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

（8）为了参与能够理性、建设性的进行，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凝聚机制。

（9）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机制问题。

（10）改革的扭曲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上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更缺少通过组织的机制凝聚集中意见的方式，无法使得他们的要求能够大道决策层面。

（11）理性的利益要求为什么会以情绪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一是社会中缺乏理性化表达利益的语言和话语。二是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机制。

（12）一些看似约束力很小的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其实是建立在一些更基础的制度之上的，这些更基础的制度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秩序更深厚的基石。

（13）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内需问题，需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

（14）意识形态化的争论，不仅妨碍了共识的形成，使得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两个极端，同时也使得本来可以澄清的问题复杂化了，给实践留下的选择空间和弹性也越来越小。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对改革的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讨论。